苦聪山寨春来早

从昆明向南，驱车入红河州，沿红河而下，过蔓耗大桥，顺盘山公路盘旋，行程近500公里，我们来到了中越边境的金平县。

西部大开发是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，就在全国上下的目光在西部聚焦时，“西部”云南传来一个喜讯：1998年起，该省实施了一项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解决苦聪人贫困问题的“155工程”，这项工程的实施使苦聪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虽然春节已临近，我们还是立即启程前去采访。

到达金平县的当天晚上，县委书记唐明生和县长张睿就向我们介绍了“155工程”的缘起和实施情况。

这项工程缘起于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1998年3月9日的一个批示。这份引起令狐安深深不安的内部材料称，金平县的苦聪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，1997年人均纯收入仅100多元，许多村寨的农户断粮，许多家庭连100元的家当都没有，部分苦聪人重返深山老林，又过起靠打猎和采集野果的游居生活。

省委书记的批示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，云南省民委会同省教委、省扶贫办及红河州、金平县组成37人的联合调查组，于4月2日赴金平县苦聪人聚居的者米乡展开调查。

苦聪人即拉祜族，拉祜族是云南省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。解放初期，他们还处在钻木取火、构木为巢的原始社会末期，生活极端困难。

新中国揭开了苦聪人历史崭新的一页，在兄弟民族的帮助下，他们走出深山。党和政府花了5年时间，从原始森林中动员了2000多苦聪人出林定耕定居。但是，由于社会形态的超越，生活、文化的差异以及复杂的历史原因，加上一次次运动的折腾，几十年中，苦聪人不断返回原始森林，又不断被动员迁出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，市场经济的推行，苦聪人更加不适应了，他们有的反倒更贫困。

者米乡共有拉祜族1039户，5220人，分布在30个自然村。调查组历时22天，走遍了全乡30个苦聪山寨中的27个。

苦聪人的贫困状况确实触目惊心：96％苦聪人缺粮，大部分人靠救济或靠木薯、采集野果野菜度日；生产能力很差，不善耕种，“种一山坡，收一箩箩”，不懂养殖，苦聪山寨不闻鸡犬声；文化教育落后，适龄儿童入学率仅25．5％，文盲率达到94．4％；生产力水平低下，基础设施非常差，人均有耕田不足0．5亩，产量非常低；医疗卫生条件极差，30个自然村没有一个卫生所，呈体质型贫困。

4月23日，调查组向红河州委、州政府及金平县委、县政府汇报了调查结果，并向省委省政府提交了调查报告和《未来5年的发展规划》，规划提出了“155工程”：每年解决1000人、用5年时间解决5000苦聪人的温饱问题。

6月16日，省委专门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，并专门开会列出12个扶贫项目，落实对口单位；8月3日，令狐安冒着大雨，亲自到者米乡6个苦聪山寨调查。他提出，拉祜族脱贫可分两步走：“第一步就是吃饱饭，有水喝，能上学。第二步是修通公路，有电用，有钱花”。“155工程”在省委书记的直接关心下正式确定。

金平县成立了扶贫领导小组，抽调了17名干部分派到苦聪山寨担任副村长，1998年9月1日到位，实行包村帮扶，每个人还带去2万元作为滚动基金。一场彻底解决苦聪人贫困问题的攻坚战打响了。

北国严冬，金平却是摄氏28度。从金平县城出发西行3个半小时，我们便置身在连绵起伏的哀牢山中——者米乡到了。

我们在拉祜族乡长李玉明陪同下爬山来到比较富裕的地棚村。这个村的农户住宅大都是一座座石棉瓦泥墙房子，几个妇女背着孩子在做针线活，几只小猪“唔唔”着从我们身边窜过。而光屁股的孩子一见了我们就躲得远远的，偷偷地用惊惧的眼光看着我们。今日苦聪山寨已是鸡犬之声相闻，这可是一个巨大的进步！

我们来到村长普波三家。他介绍说，该村40户，204人，实施“155工程”一年多来，已有108人脱贫，粮食从1998年的人均246公斤增加到1999年的356公斤，人均收入从204元增加到420元，工作队要求每户养2至4头猪，他家养的5头大猪已卖了3000多元，家里还养着7头呢。1998年前，全村没一户自己种菜，现在已有30多户自己种菜了，并且有5户吃不了还拿去卖。现在全村只有8户全年粮食不够吃。

“去年改种杂交稻后，全村大丰收了呢，平均亩产480公斤，最高达到600公斤，而原来粮食亩产仅100多公斤。村里人每家都要送一袋稻子给工作队，感谢他们，但他们不要。”普波三说。

普波三家去年6月宰了一头猪，按旧习，一家宰猪全寨人来吃。这次，乡和县领导都鼓励他送去卖，希望他带个头。为鼓励苦聪人卖东西，县里还规定，对敢于上街卖东西的苦聪人实行奖励。普波三很为难，卖东西是“非常害羞”的事，苦聪男人不卖东西，近年有些东西要卖，也是女人去卖的。在乡和县领导的动员下，他硬着头皮走村穿户去卖肉。这个头一开，去年全村就卖了60多头猪。

在村头，乡广播站站长刘金贵正在安装电视接收台，他告诉记者，该村已有12台电视机。

第二站是下纳米村。还未到村口，远远地就看见墙上写着的大标语：“少种老品种，多种杂交稻”。村口的梯田上是一排排地膜，揭开一角，里面是嫩绿的旱育秧苗。

从不懂耕种到采用新的科技方法进行旱育秧苗，这都是驻村干部和工作队手把手教会的。“从去年起，我们就在苦聪山寨推行杂交稻旱育稀植，一根苗插下，能分蘖出几十根呢。”李玉明说。

县委副书记杨臻告诉记者，去年苦聪山寨共推广杂交稻2050亩，今年面积将扩大到6000亩。

我们发现，各村农户的墙上写满了标语。杨臻说，这些标语都有很强的针对性，如苦聪人特别喜欢喝酒，甚至一给救济粮就拿去换酒喝，因此提倡“少喝一斤酒，多买一斤肥”，并规定白天禁止喝酒；“少在墙跟蹲，多上田头干”，就是针对苦聪人过去天天蹲墙跟晒太阳的陋习提出的。这次我们跑了3个村，很少碰到男人，蹲墙根的人少了。

杨臻说，开始也有苦聪人抱怨：“干部们帮我但累死我！”然而毕竟锅里有饭了，后来更多的说法是：希望你们多帮我们几年，我们一定听话，一定好好干！今年水稻播种前，苦聪人已在问，今年有没有新方法？

苦聪山寨的春天来得特别早。李玉明说，再有10多天就可以插秧了。

然而，早春里还会有料峭春寒。

走进六六新寨时，我们都感到心情沉重。

成片的梯田，一丛丛高耸的芭蕉，绿沉沉的翠竹，这是我们见到的自然环境最好的寨子，据说也是历年接受各方援助最多的寨子，但也是最穷的寨子。

这是30个苦聪山寨中唯一通公路的村寨，始建于1966年，那一年，县工作队动员了一批重返深山的苦聪人在此定居，故称六六新寨。长期的救济使这里的人变得非常懒惰，依赖思想非常严重，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我们是毛主席的小老幺，政府不会让我们饿死。”许多人甚至认为，田地种不种没关系，没吃的，政府会派人送来。反思几十年的扶贫方法，只是输血，却忽视了造血，一旦不输血，就会贫血。

该县几位领导都向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个例子：前些年，这个村的姬皮龙成了产粮大户，成为苦聪人中第一个出售余粮的农户，他还被评为云南省劳动模范。可到了断粮期，没粮的人就拥到他家，他吃饭别人也吃饭，他喝酒，别人也喝酒。有人甚至拿着口袋到他家背谷子，他当然不能不给，不给就不是苦聪人了。他家终于也被吃空吃穷。从此，劳模也不愿多“劳”了，还不如等着政府救济呢。

“有肉大家吃，有酒大家喝，你有我就有，你有我就拿”，这是苦聪人的传统观念。谈及此，杨臻脸上充满苦涩：给苦聪人分救济物品，最后还剩几筒面条，大家也要每家几根平均分配。水渠漏水了，他们跑来报告：政府的水渠漏了！政府为他们建房，材料运到公路边让他们背，他们不愿意，他不认为房子是给他们住的，是他们的私有财产，而认为这是政府的事。这种原始的绝对平均主义不铲除，苦聪人永远无法脱贫。因此，对苦聪人的教育是确立私有观念。该县在政策措施上便尽量体现这一思想。如去年无偿给每户苦聪农户的小猪，规定送一头，苦聪农户必须自己出钱买一头，不买就不送，鸡鸭也同样，逼着他们发展养殖业。这个方法已被苦聪人接受。不久前昆明铁路局向苦聪人捐赠1000条被子，该县说服捐赠单位不要平均分配，而是作为生产劳动出色的奖励。这些措施也是为了树立勤劳自立的观念。

“155工程”重在对苦聪人进行教育，如在苦聪人中开展“一年农事早安排”活动，改变他们生活生产无计划的状况，向他们灌输科学安排农事思想，这次扶贫是推着、拉着、帮着、逼着苦聪人前进。

驻村干部手把手教苦聪人耕种和养殖，何时下种，何时追肥，何时收割，猪怎么喂，鸡怎么养，精心指导，党和政府推着、拉着、帮着、逼着苦聪人前进。他们的工作没有白费，私有观念已开始在部分先进分子大脑中萌芽，有些农户养了猪怕全村来吃，就把猪卖了，想吃肉时再去买。还有人开了录像厅，有些村寨还有了小卖部。

“155工程”实施一年多来，已收到显著效果。唐明生说，到1999年底，已有2500苦聪人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，跃过温饱线的已有1000多人，在他们中已出现了部分余粮户；新建和搬迁175户，新建小学2所，150多名儿童得以入学……